一个园丁对中国教育公平和出路的思索
《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对全人类而言，体现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文明纲领。具体到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纲领，是宪法，国体，政体所决定必须贯彻执行的根本大法。但是，改革开放28年以来，由于教育政策的失当，社会风气的拜金化，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不足。在教育产业化的错误导向下，教育的公平权，公正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处在国民经济不同地位链条上的中国人，以弱势群体为代表，越来越感到，自己享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权利，正在日益缩小，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竞争中，因为这种资源的缺失，事实上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不但危及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准，而且也危及了自己子孙的百年大计。他们今后将持续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和下风，而不会和富人和权贵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接受命运的挑战和时代与社会的公正选择。这一不幸结局，是违背社会主义公平和公正原理的，也是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精神背道而驰的。
最近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900多个正式提案中，涉及教育的就有30多个，无论人大代表，还是教育专家，普通民众，都已清楚地看到；教育投入持续不足;城乡教育多元割裂;贫富子弟教育失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产业化偏轨;教育腐败横生;高考移民遍地…这一系列现实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干扰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方向，加大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贫富贵贱之间，落后与发达地区之间，都市与中小城镇之间教育的差距，日益加剧了社会主义国民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倾向。从而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普遍不满和识者的密切关注。因为教育并不是软产业，它是关系到民族繁荣和国家富强发展的百年大计；它同时也是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今后个人发展趋势、前途的致命因素之一。
如何有效地抑制这种不良的趋势，真正还人民一个社会主义的当家做主的公平与公正的教育环境和条件，是解决教育弊病的根本所在。近年，有识之士和所有关注国是的人们已经设想了若干方案。但是归根到底，教育是一个属于国家的全民的事业，决定它的命运和前途，公平和公正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政府和执政党。
第一、党和政府是否真正有决心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
其前提是应当摆脱执政阶层（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及相应利益集团对教育决策的干扰和影响。使教育的基本方针大计首先向着均衡教育资源的方向倾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庞大的工程。
建国后五十余年，在接受旧教育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国家体制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的总体需要，国家设立了大、中、小不同学制的宝塔型的教育框架结构。一开始，就将教育布局的重心偏向于首都，省会城市和等同于省会，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城市。而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山区也因此按照由厚到薄，由重到轻的准原则，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教育网络。虽然，在教育资源的分布上，国家有意识和侧重点地改善了旧有的教育框架结构，在布局上，考虑到了广大农村，山区，矿区人民的教育需求，在这些地区，尽可能地也建立了相应的中小学。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条件不同，资源不同，完全依赖地方财政投入的这样的中小学，大都是土法上马，简易校舍设备，经费严重缺额，长期处于凑合着办学的层面上，在教育硬件的建设上，无法与城镇学校相比，更与都市学校有天悬地隔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全国地区间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经济与科技文化资源，人才资源的优劣毕显。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镇与乡村，富庶农村与贫瘠山区，甚至人文辐辏的城市和工矿企业所处的偏僻地区都出现了教育资源的基本均势被彻底破坏的趋势。加之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导向，国家和地方的教育资金投入偏重于城镇，人才交流的频繁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使教育这条人文大河水源地萎缩，支流干涸，而主干扩大，上游逐渐形成了荒漠化的趋势。
仅就教育经费的投入这一项上，我们可以看到，近年这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况是如何呈扩大趋向的。根据统计，2000 年，我国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总额、事业性经费及基建支出分别为 884 元、 837 元和 47 元，而城镇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总额、事业性经费及基建支出分别为 1641 元、 1497 元和 144 元，农村仅相当于城镇的 54% 、 54% 和 33% 。农村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总额、事业性经费及基建支出分别为 647 元、 621 元和 26 元，相当于城镇平均水平的 54% 、 55% 和 37% 。
但这是一个并不能准确反映广大农村和贫瘠山区教育投入实际状况的统计数字。它只是一个平均了东部和西部，富庶农村和广大尚处于落后、贫穷状态的农村的教育投入的纸面数字。上述差异，在西部、在贫瘠山区，实际要大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据统计，东、西部人均基础教育经费差距已经达到近10倍，小学生人均经费从300元到3000元，初中生人均经费从500元到4100多元。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23％投入。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到世纪末要占到ＧＤＰ的4％，但直到2003年也仅占3．41％，而世界平均水平则为5．1％。
因此，国家要根据人口的分布，密度，地区交通、信息、经济、文化状况，重新调整教育资源。合理布局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完全中学），中专，中等职业学校，大专，专科院校和重点大学，遵循普及教育和选拔教育相结合，水平教育和精英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适当照顾农村和边缘地区。也即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在一定人口密度和方圆半径内，选择建立初级小学（教学班）的合适地点，便利分散居住的学龄儿童就近上学。同样在一定人口密度和方圆半径内，选择中心村落建立半住宿制的高级小学，在乡所在地建立住宿制的初级中学（人口密度大，学校设置密的地区可以不考虑住宿制），在镇及县建立高级中学，在较大城镇矿山根据经济文化资源和企业分布状况，专业需要建立相应中专，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专科院校。大中城市根据人口扩容实际，增加相应的中小学或扩大办学规摸。保证现有重点院校的规模和投入，提高质量，赶超世界先进，建设国际品牌的名校。首先使教育资源的布局符合全体国民的教育需求。其次，在同一档次的教育层面上，要均衡地进行教育经费的投入。国家依据国民经济发展增长尺度，根据办学规模和条件确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财政投入标准，由乡、县、市（地区）、省，合理负担自己区域各级学校的（中专，专科院校根据所属部门、企业，地方）教育经费。县、乡以下，财力不足的落后地区，由中央划出专项资金直接到相应学校，弥补地方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同时，要划拨专项资金，使农村、矿区中小学的建筑，设施，教学硬件达到城镇同等同类学校水平。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凭户粮关系和工作关系强制性地按计划分配教育人才资源的优势不复存内在。农村，尤其是贫苦山区和某些矿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下滑，造成了学生的失学和生源的大量外流，加重了相应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和质量；又给城镇的交通，治安和重点学校的教学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发挥计划分配的优势，留住教育人才，是保证教育资源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改变现有师范类学校收取高额学费的做法，借鉴解放前和文革前，师范类学校由国家统包教育经费和生员生活费用的办法。吸收品学兼优的贫苦农民子弟和城镇子弟入学，实行计划包干和定点定向分配制度。按国民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方向实行有计划的教育培训各类师资的方针。分批逐次向需要补充师资的地区学校输送教育人才。但是，应取消计划经济时一分定终身的做法。实行人才定期、标准、规范的合理流动。即初小、高小以四年为一个周期，考核优秀的师资和管理人才，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向其家庭和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流动，初、高中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根据同样条件合理流动。（中专以上学校因为处在较大的城镇，可以不安排如此流动[采取选拔突出人才的方式采用另类流动方式]）。所有应分配的师范类毕业生，无论城镇，富贵权势，都首先向着边远，贫瘠地区和矿区分配，形成一个强制性的制度，不接受分配，任何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不得接受这样的生员。外资和私有企业八年内也不得接受这样的生员。下去以后，根据奉献和表现，四年或三年一流动，但是，城镇子弟完全根据个人意愿的流动，必须在两个周期持续优秀以后。也就是说，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师资，必须经过六年或八年的基层实践，才能够回城任教。其后，荒疏业务，没有奉献，道德品格出现问题，仍将倒流回新的边缘地区，重新纳入考核流动的范畴。基层管理人才也做同样范畴的流动。当然，分配师资时优先考虑当地人才，鼓励其扎根家乡。并依据地区经济差异和生活水准的差异，保持地区类别，增加工资收入的办法实行额外津贴，鼓励教师安心于当工地的工作。这就保证了农村，边远地区的教育人才布局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才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态势。
与此同时，取消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划分，平均使用教育管理和教学人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给应试教育，关闭大门，避免千军万马，挣挤重点学校大门的局面重演。
当然，要推行上述人才使用和流动制度，国家要加大教育资金投入，还必须有一个廉洁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任何政府，权利个人不得干预这项工作，才不至于因走后门和贿赂用人使这项制度废弛。
第二，依据国民居住、工作基本固定的区域原则，真正贯彻义务教育法和高中考试准入制度。废止一切法外收费，实现全民受基本教育人群，就近、方便，无额外收费入学。
这一举措能否贯彻的关键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增加，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持续膨胀中的大中城市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地域的教育资源的补充和扩容。当地政府应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依据地区现有学龄青少年人口实际数量划片兴办新的中小学，或实现原有学校的扩容。增加必要的师资力量和经费投入，确保常住人口（含当地和外来务工、就业的人群）应受教育的子弟，平等入学就读。同时禁止收取国家明令颁布的标准之外的任何名目的学杂费，跨片跨行业借读费，扩招费，择校费，托管费，晚课费，资料费，考试费，上微机费，补课费，等等。实现全民就近共享国家教育资源，禁绝一切形式的乱收费。
自从恢复高考的1984年以来，教育资源的稀缺，国民对中专和高等教育的渴求，使接受义务和非义务教育的人群呈几何级数增加，这本来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兴旺发达的好事。但是由于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中等、高等教育人才的严重缺额，办学条件和规摸的限制，各地一时间容纳不了这样急剧增长的教育需求。为补充劳动付出和资源付出的不足经费，改善教师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各地，各校在政府投入之外，以自行扩招，补课，复读等手段作为这种经费的来源。由此开始了教育乱收费的时代。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开放全面推行以来，其性质，由原来补充教育投入的不足，逐渐演变为变相增加学校计划外收入，以提取巨额福利和奖金，满足教育界一些特权人物超标准、级别享受需求的欲望的财富来源。由于有巨大的利益诱惑，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强调禁止教育乱收费；但是地方相关部门和学校当局，处于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不但不能自行禁止这种不良趋势，反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着法儿和名目行大收特收各种法外教育经费之实，使广大贫苦，无权无势（权贵可以凭着各种关系实现自己子女的免费教育），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百姓，不得不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拿出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最低的标准）来维持他们的学业。自己只能节衣缩食，来维系这高额的付出。降低了生活的质量，不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凭空生出许多烦怨。如果是破产企业，下岗职工，则子女干脆面临着失学的境地。（因为这样的企业大多没有初中和高中，家长就不得不掏出巨额经费送子女跨片、跨行业就读）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享受着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公民权和法理何在？
一个普通企业，农村，和外来人口的子女，要进入地方学校和大企业学校的高中就读，按兰州地区的标准，达到高中录取线者要交1500-3000元/学期（按市、省、标准等等级）的跨片、垮行业教育经费，其理由是国家没有投入，增加了学校工作和资源负担。军训费250元（含服装，食），报名学费和课本费 560元，每月补课费（晚课、自习，早读、双休日）120元，假期补课费200元，合计3100元左右，按每学期四个半月计算，每月仅教育支出就达778 元，在西部地区，多数企业和城乡居民，一个员工的月收入也不过此数字。如果是一次选志愿不当，未被所报考学校录取，（兰州高中招生，学生只能选报一个志愿，如不能录取，则需择校），在规定分数段内以择校方式补录，则需交纳择校费3000-9000元，低分值者可达20000元。高考复读，特长生入学所收取的费用在这两者之间，这就大大地超过了普通人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人民怎能不叫苦连天？
这种现象，不但不能得到抑制，反而，久而久之，被地方政府以国家投入不足和大企业自己投入的名义予以法律的认可，并由物价部门正式颁文实施。一个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就可以公然取代宪法关于国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条文，宪法的尊严何在？
如此的收费标准，虽然有光面堂皇的理由，但那只不过是相关学校，教育部们乱收费的借口和地方政府推委教育责任，减少教育投入的途径。据介绍，2003 年，甘肃省共查处教育乱收费2000余万元，其中，治理中小学乱收费中，清理取消收费项目53个，涉及金额211.34万元；查处高校乱收费案件3件，涉及金额72.7万元；查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案件116件，涉及金额306.44万元；查处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案件145件，涉及金额212.61 万元。这还仅仅是一年乱收费冰山之一角。比如，2004年全国查出教育乱收费金额就达21.4亿元。上述数字，仅是简单枚举法的查证结果，实际金额，将在 50倍以上（按学校规模，数量计算）也即100亿元以上。
由于大量的非法收入经常采用不入账或少入账。私设小金库的方式储存，地方政府囿于自身利益，或故做不知，或民不告，官不纠，听任其蔓延发展，以至覆水难收，给教育部门官员和财务人员贪污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给教育腐败提供了温床。
如果令行禁止，真正禁绝了这种非人道和法理的乱收费，贪污腐败的趋势就会得到有效的抑制，国民就近、方便平等受教育的权益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重新整合其他各类教育资源，健全和修正相关招生，用人政策和制度，以及用人标准，保持各级各类学校宝塔型培训人才的格局。同时为各级各类学历的生员打开适合自己专业能力的就业门路。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各级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执行了严密的评估体系，把公办学校划出层次分明的等级――薄弱学校、普通学校、区级学校、市级学校、省级学校。提供了不同的办学条件，（资金、设施、师资、硬件），因此，就出现学生人流一边倒的局面。大量生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升学需求，选择进入各方面条件都好的重点学校，一时使这里人满为患。于是，为了关闭门户，增加收入，各种名目的教育收费就应运而生，这是应试教育，单纯精英教育和城市权贵子弟教育滥觞的开始。它破坏了国民教育资源配置的均势。因此，成了教育乱收费，教育不公平的源头，在新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格局中，重点学校早出，快出人才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该到收场的时候了。
由于人口的增加，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涌入城市，与城市居民争枪工作岗位，造成了国民就业的严峻形势。而同期企事业改革和城市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使大量不适应这一新经济形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破产，而新增企事业大都属于技术含量高，不需要劳动力密集性的产业。这就造成了新的就业危机。一般家庭，为了提高子女就业的竞争力，不得不化大气力，大资金，送子女求学。而社会不管实际，一味在用人上贪大求洋，提高用人学历标准的做法也推波助澜地助长了全社会追求高学历、高用人标准的不正常现象。有关方面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以拉动消费，减轻就业压力为由，采用亚洲银行董事，香港学者汤敏先生的扩招建议，不顾高等院校的办学实际（有无额外校舍、宿舍，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科研水平），连续7年，盲目扩招。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由上年的108万增加到154 万人，增长43%。此后，每年招生规模持续攀升，到2005年，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增加到2000多万，我国终于用惊人的速度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毛入学率从2000的11%达到2005的21%。但这并不等于人才和质量的飞跃，只是大学体积和外壳的膨胀。
研究生教育也迅速扩张。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2万人，而2003年是26.89万人，2004年达到32.6万人。研究生教育扩大的理由之一，也是缓解本科生的就业压力，扩大本科生就业的“出口”。但因为缺乏专家面对面亲身辅导，研究生的实际水平，也在大幅度下滑。
扩招拉动了消费，配合高校高学费掏空了万千家长的腰包，使他们捉襟见肘，负责累累，实际上堵塞了农村和城镇贫困子弟的入学之路，给城镇富贵阶层子女入学堂而皇之地张开了入学的大门。从教育的不公平扩大为社会的不公平。但是扩招最终并未能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当家长们耗尽一生储蓄，好不容易让子女完成学业时，才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实际无业可就（截止今年，媒体统计，大中专毕业生待业者累计400余万人），或者，他们的教育投入按照现在子女就业的收入水平，要10 -20年才能收回。
与这个风潮同步，许多中专停办了，或者升为学院，许多大专升格为大学，挂着大学的牌子，行着原来底子的教学实际。追求业绩、虚名，实则大而无当，教育的宝塔型结构被破坏了。在社会实际大量需要的中等专业和职业教育上形成了几乎真空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恶性膨胀和扭曲。
因此，放缓扩招的步伐，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根据实际需要分层次，按计划培养各类各级人才，仍然是充分合理使用教育资源的首选之路。同时为了杜绝社会在用人上的贪大求洋，攀比之风，国家应该从法律角度界定人才的使用标准，任何公私单位，不得超过行业标准的用人需要，将较高级和高级人才，安置在高中生，中技生，中专生可以适应的岗位上。如果违例，按月除以相当于被错误使用的人才的工资同额的人才糜费税金。以法律形式，抑制社会的盲目攀比，保证宝塔型教育结构的合理存在。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适当收缩大学办学规模，以保证或提高教学质量。
